“树立最严厉的全过程监管制度”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食品平安法修正中的亮点。不过，审议修订草案时很多人倡议删去“最”字，以为“最严”是行政辞令，并非法言法语。“最严”的提法能否科学?能否落到实处?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专家和学者。

　　“最严”彰显社会共治的决计

　　“‘最严’表现了全社会的决计，写到法律里，是强调要达成一种共识。”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坦言，今天的最严，不一定是明天的最严，但是在食品平安这件事情上面，一定要秉承从严管理的准绳，采取最严厉的监管方式。写到法律里，就要这样调整。

　　过去在食品平安法中没有“最严”的表述，这次把“最严”写进总则，表现的是一种法制肉体，贯串于法律的各项制度之中。国度食品药品监视管理总局法制司司长徐景和说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，在义务体系中，目前食品平安法修订草案规则的应该是最严之一。

　　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曦以为，在修法中把“最严”的观念明晰地传送给社会，传送给一切立法、执法、司法机关，十分有必要。在过去，提到最严厉的食品监管制度，似乎就是政府的义务，随着修法中“最严”理念的提出，消费者、社会组织以及第三方的参与会越来越多，由此构成一个从政府到社会组织、到各种社会第三方以及消费者的社会共治网络体系。王晨曦说，只要社会共治的网络体系树立起来，才干构成最严厉的监管体制。

　　“社会共治”需求顶层设计

　　食品平安既是“产”出来的，也是“管”出来的。消费运营者、政府部门、社会组织乃至消费者都应该成为维护食品平安的力气。对此，草案规则了食品平安有奖告发制度，标准了食品平安信息发布，增设食品平安义务保险制度等。但是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开展与监管研讨中心主任、研讨员张永建看来，只要树立协作体制才干真正处理好跨部门、多部门之间的协作问题。但是做到这一点，难度不小。

　　从2004年开端，张永建就倡议多部门间树立一个跨部门的食品平安信息平台，财力、技术都不成问题，就是无法完成。张永建寄希望于这次修法。“假如能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真正搭建一个科学高效的协作机制的框架，有利于明晰协作权责，从而有效处理跨部门、多部门之间协作。”张永建说，在社会共治中政府依然是中心，是义务的主要承当者，也要树立信息公开和披露制度，否则社会力气没方法参与。

　　同时，要增强食品平安科普教育，进步消费者的判别和选择才能，使消费者用脚投票，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，并充沛发挥第三方和行业组织的作用，共同成为维护食品平安的力气。

　　义务落地让法律适用不留死角

　　食品平安法的每次修正都会惹起全社会的关注。树立最严厉的义务设定也好，构建最严厉的监管体制也罢，消费者其实最关怀的是如何“最严”地执法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认真研讨了修订草案，他发现，关于义务主体，这次修法比以往扩展了3倍，从过去的10条增加到30条，从消费运营者到政府部门，到其他社会组织，以及网络买卖平台等，全部归入惩办体系;在追责力度和追责办法上，不只大幅提升了处分力度，追责方式也从传统的罚款，延伸为配套的架构设置，有财富罚、人身罚和资历罚，如“因食品平安立功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，终身不得从事食品消费运营的管理工作”。王旭说，对不同的违法行为，配以不同的义务追查方式，同样表现了目前最严厉、最丰厚的追责方式。

　　依照草案规则，假如消费者遭到食品平安损伤，既能够向消费者提出追责，也能够向运营者提出追责，草案规则了首付义务制准绳。也就是说，消费者能够恣意向一方提出赔偿请求，而被索赔方必需赔付，这样能够有效防止义务者之间的互相推诿。“这样的规则是为了法律的适用不留死角，可以让义务落地。”王旭说，这些法律规则都贯串了“最严”的法制肉体